划一根火柴吧，天上起了雾。
我在第三次看完影片导演陈玉勋导演的《大濛》时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
影片开始，导演用一个时间几乎凝固的长镜头，将观众从一片开阔的田边土路引进一个玉米田中的“封闭”空间，哥哥黄育云被通缉，妹妹阿月偷偷去给他送吃的，临别前，哥哥把手表摘下来塞在阿月手里，并告诉她。
“如果你遇到困难，受不了时，就把它转的快一点。想象五年后，十年后，苦难总会过去。”
一年后，被抓走的哥哥终于有了消息。哥哥已经被枪决了，信上写着，如果需要遗体，请带着一千块钱用以支付行刑费，子弹费、棺材费等费用。这一设定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讽刺意味，也暗示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在极不合理的规则与压力之下。
用以遮蔽的雾，邀请每一个人
1950年的台北，像装满迷雾的白色气泡一样，模糊了每一个人的脸，人们在其中穿梭，寻找着自己的身份，看不清别人的脸，伪装成一个个毫无思想的人，在雾蒙蒙的街景下，白色的恐怖在人们心中蔓延。导演将一段惨痛的历史装进了一个闪耀着异彩的白色泡泡里，以美的姿态轻飘飘的交到观众手里。影片中没有《索尔之子》那样血淋淋的屠杀，也没有《悲情城市》那样压抑的空间，导演用一种近乎于美的薄雾，邀请每一个观众走进这片雾中，这样观众才有可能看见并思考，在这片雾中可能藏着什么。 在视觉层面之外，影片中的喜剧元素也组成雾的一部分，赵公道以三轮车夫的身份带着“千里寻尸”的妹妹小月在城市的空间中穿梭，他满口脏话，行事荒诞。每当观众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有一点刺痛，导演就会以去赌场赌钱，油条摊，和“义贼廖添丁”等事件和意象“拨快时间”，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寒冷中点燃火柴，让我们暂时忘记眼前的痛苦。
我们首先要明白，历史不是“真相”的堆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套允许说什么，禁止说什么的规则。白色恐怖时期就是一段这样的历史，导演以公路片的方式让赵公道以三轮车夫的身份载着我们在其中穿梭，我们不管雾遮蔽住了什么，我们只在乎在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什么。
拨快时间，拨开那些失去的
上文提到，哥哥送给妹妹一块手表，手表作为整个故事的象征性符号，所有失去、等待和偿还都凝结在这块表之上。物品不只是客体，它“聚集”了世界。一个杯子聚集了泥土、匠人、喝茶的人，一块手表，聚集了金属、工匠、偷时间的人、哥哥的理想与期待、妹妹对哥哥的爱与逃亡、赵公道几十年的愧疚与救赎。 “如果你遇到困难，受不了时，就把它转快一点。想象五年后、十年后，苦难总会过去。” 手表每转一次，都像小女孩点燃了一根火柴，每一次我们都会想起来，哥哥给阿月勾勒的1980年，没有战争、自由平等、没有人会因为想法不同而被消灭。这些理想主义者的美梦，都会在火柴燃尽的时候，重新被大雾所淹没。
阿月在台北筹“赎尸费”的时候，把手表当掉了，钱却远远不够， 后来在福尔马林池认尸时，哥哥手腕上画着一块用炭笔画的手表，可见哥哥在把手表送给妹妹之后，自己依然在践行这一套方法。在客观时间内，哥哥不可逆的死亡成了一种现实。看到哥哥手上画的手表时，阿月可能意识到了在哥哥被捕期间，一直在依靠拨快时间的方法，跨越痛苦的体验，阿月此刻同样想要逃避哥哥死亡的现实，也对着空荡荡的手臂，拨快着时间。而这样的情景在观众的心理时间内却被拉长了，片中明明只有短短的几十秒，心理体验的时间却其的漫长。
蒸腾中的云与雾
白色恐怖下的受难者是被裸露化的生命，他们被从法律中排除，只剩下身体。哥哥被枪毙后还要家属付子弹钱，人被贬低到可杀不可祭的生物，连死亡都变成一笔账。
追根揭底，该影片的第一驱动力就是去赎回哥哥的遗体。这里导演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编剧技巧，在编剧理论中，欲望是人物行动的第一要素，而阿月的欲望就是“寻亲”，在影片开篇，导演给观众的信息就是阿月要通过“找钱”来实现欲望，但是影片末尾，阿月与阿姐来到了医学院，意外的得到了医学院的帮助，一分钱没花找到了哥哥的遗体。“人物”绕过了“动作”实现了欲望。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绕过动作的触发点，是医学院这样一个地方，我想导演是想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蒙昧的时代，科学仍然是最后的诺亚方舟，只有科学才能带领人类走出蒙昧。
电影里嵌了一个水滴童话，哥哥在序幕中:
" 两滴水，阿水和阿迷，想变成云滋润干旱的沙漠。聚沙成塔，汇流成河，沙漠总有一天会变成绿洲。" 最后姐姐阿霞给阿月讲：
“ 阿水变成了云，阿迷却只化成了白雾，最后散了。” 哥哥在给阿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降落在沙漠中的一滴水，而片尾阿霞再次将哥哥的信转述给阿月的时候，哥哥似乎陷入到了存在主义的审判之中，觉得自己被抓捕死在狱中，像一片白雾一样，没有变成云，白白消散了，他失去了自己的意义。一种慷慨的、理想主义的牺牲，到最后得到了一种虚无的结局。
“不要因为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就忽略那些被撞倒的人”
当最后一根火柴点燃，我们不是死在幻像中，就是回到绝望里，片尾，导演将时间拨快到2004年。赵公道关了二十五年出来，在医院走廊和白发苍苍的阿月重逢。他递过去那块最像的手表，第一句话是：“有找到哥哥吗？”然后那声“走啰”又响起来，你分不清是几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车夫，还是现在这个佝偻的老人。赵公道不是英雄，但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阿月带回了哥哥，她走完了台北那趟路。无论他们的结局怎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 我们无人能够在场见证历史的发生，但历史留下一些踪迹等我们发现，我们在延迟和差异中寻找意义，有人在那片雾里走过，你通过文字看见了他们留下的脚印。 我们能在今天讨论《大濛》，在大雾中寻找踪迹。应该感到庆幸，有这样的电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