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权力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对2025年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的丹麦-捷克合拍纪录片《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Mr. Nobody Against Putin）进行深度文本分析。影片记录了乌拉尔山区卡拉巴什镇小学教师帕夏（Pavel Talankin）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面对学校系统性军事化转型，以"官方摄像师"身份为掩护，历时两年秘密拍摄体制内部真实图景的抵抗实践。
本文论证：该片不仅是对当代俄罗斯教育政治化的纪实呈现，更是福柯所述"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与"生物权力"（bio-power）在微观教育空间中运作的典范案例。通过分析学校作为"规训机构"的空间政治、教师身体作为"驯顺身体"的生产过程、以及影像技术如何从"规训工具"反转为"抵抗武器"，本文揭示了现代极权主义不再依赖宏观暴力，而是通过日常管理、课程设计、仪式规训等微观技术实现个体治理的运作机制。
进一步，本文探讨帕夏的"双重身份"策略——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执行者（拍摄爱国主义教育视频），又是真相的见证者（保存原始素材制作批判纪录片）——如何体现了福柯所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的辩证关系。这种"体制内的抵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行动，而是一种基于"反凝视"（counter-surveillance）的微观政治实践，通过重新分配"可见性"（visibility）打破官方叙事对现实的垄断。
本文创新性地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与纪录片的第一人称拍摄美学结合，提出"摄像机作为反规训装置"的理论命题，为理解当代政治纪录片的生产机制与伦理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福柯；规训权力；生物权力；教育军事化；微观抵抗；纪录片；第一人称电影；可见性政治
—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iplinary power as the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onduct an in-depth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Danish-Czech documentary Mr. Nobody Against Putin, which premiered at the 2025 Sundance Film Festival. The film documents the resistance practice of Pavel Talankin,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in the Ural mountain town of Karabash, who, facing the systematic militarization of education after Russia's full-scale invasion of Ukraine, secretly filmed the internal reality of the institutional apparatus for two years under the cover of his role as an "official videograph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ilm is not only a documentary pres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education but also a paradigmatic case of what Foucault termed "disciplinary power" and "bio-power" operating within micro-educational spaces.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schools a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s," the production of teachers' bodies as "docile bodies," and how imaging technology transforms from a "disciplinary tool" to a "weapon of resistan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modern totalitarianism, which no longer relies on macro-violence but achieves individual governance through micro-technologies such as daily management, curriculum design, and ritual disciplin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asha's "double identity" strategy—being both an executor of state ideology (shooting patriotic education videos) and a witness to truth (preserving raw footage to produce critical documentaries)—embodi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where there is power, there is resistance" as Foucault stated. This "resistance from within" is not revolutionary a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a micropolitical practice based on "counter-surveillance," which breaks the official narrative's monopoly on reality by redistributing "visibility."
Innovatively combining Foucault's "panopticism" with the first-person filming aesthetics of documenta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the camera as an anti-disciplinary apparatus,"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s and ethical dilemma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ocumentaries.
Keywords: Foucault; Disciplinary Power; Bio-power; Militarization of Education; Micro-resistance; Documentary; First-person Cinema; Politics of Visibility
—
引言：当学校成为兵营——一个福柯式的问题意识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入侵，这一地缘政治巨震不仅重塑了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更深刻改变了俄罗斯社会内部的空间政治与身体政治。在乌拉尔山区的小镇卡拉巴什（Karabash），远离莫斯科权力中心数千公里的偏远矿区，一场更为隐秘但同样深刻的权力重构正在上演：当地第117小学，这所曾经以"快乐教育"为宗旨的普通公立学校，在国家"爱国主义教育"（patriotic education）的政策号令下，迅速转型为军事化意识形态灌输的前沿阵地。
帕夏（Pavel Talankin），一位在该校任教多年的普通美术与信息技术教师，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做出了一个看似微小却极具政治勇气的选择：他继续履行学校分配的"摄像师"职责——拍摄各类教学宣传片、记录学生军事训练、制作社交媒体内容——但他不再将拍摄素材简单上传至教育部的数字档案库，而是秘密保存原始影像，历时两年，最终剪辑成这部在2025年圣丹斯电影节引发轰动的纪录片《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
这一实践立即呈现出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当个体身处福柯所言的"规训机构"（disciplinary institution）核心，当他的身体、时间、视线乃至情感都被权力技术精确计算与配置时，他是如何可能从"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y）转变为抵抗的主体？更进一步，当摄像机本身就是规训权力的物质载体——国家通过影像技术监控教学过程、塑造集体记忆、传播意识形态——这种工具如何可能被"挪用"（appropriation）为反规训的武器？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1975）中提出的分析框架为此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对"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即基于暴力与法律的国家机器——的关注，福柯将目光转向更为弥散、细微、日常的"规训权力"。这种权力不再表现为公开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空间安排（spatial arrangement）、时间分配（temporal distribution）、身体训练（bodily training）等微观技术，渗透到学校、医院、工厂、兵营等机构中，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精密操控。规训权力的核心目标并非消灭身体，而是生产"驯顺而有用的身体"——既能被精确控制，又能高效运作的身体。
在《性史》第一卷（La Volonté de savoir，1976）中，福柯进一步提出"生物权力"（bio-power）概念，指涉现代权力对"生命本身"（life itself）的治理——不再仅仅是惩罚死亡，而是管理出生、健康、性、繁殖，以及人口的整体生命过程。生物权力通过"规范"（norms）而非"法律"（laws）运作，通过统计、监控、干预等手段调节人口，使其符合治理理性的要求。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恰好为观察这些理论在历史现实中的运作提供了罕见的"内部视角"。帕夏的摄像机记录的不仅是政策执行的表象，更是权力毛细血管的搏动：课程表上突然增加的"军事准备课"（military preparedness classes）、操场上取代课间操的战术训练、教师办公室里关于"爱国主义内容"的焦虑讨论、学生被鼓励"志愿"参加军事征召的微妙话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细节，恰恰构成了福柯所说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
本文将系统运用福柯的理论工具箱，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首先，考察学校空间如何从教育场所转变为"规训-军事复合体"，分析空间政治、时间政治与仪式政治如何重构教师与学生的身体经验；其次，探讨帕夏的"双重身份"——既是规训的执行者（摄像师），又是规训的抵抗者（纪录片导演）——如何体现权力与抵抗的辩证关系，以及"反凝视"（counter-surveillance）作为一种微观抵抗策略的运作机制；最后，反思影像技术在现代权力-知识复合体中的悖论性位置，以及第一人称纪录片（first-person documentary）作为一种"真相装置"（apparatus of truth）的政治伦理意涵。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应用福柯理论分析当代政治纪录片的尝试，更是试图通过这一具体案例，深化我们对"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的理解——在全球威权主义 resurgence 的当下，抵抗的可能性并非仅存于宏大革命叙事中，更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战术性挪用、对可见性的重新分配、以及对"无名者"（nobodies）主体性的 reclaiming 之中。
—
第一章 规训权力的谱系：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1.1 从主权权力到规训权力：福柯的权力分析转型
理解《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政治意涵，必须首先回到福柯对现代权力形态的历史性诊断。在《规训与惩罚》开篇，福柯通过对比1757年达米安（Damiens）因弑君罪被公开处决的惨烈场景与19世纪30年代巴黎少年犯监狱的作息时间表，揭示了西方社会权力技术从"展示性"（spectacular）向"弥散性"（diffuse）的深刻转型。
前现代的"主权权力"以"生杀予夺"（jus vitae et necis）为标志，权力的运作是公开的、暴力的、间歇性的。达米安被四马分尸的酷刑不是为了消灭身体，而是为了"展示"王权的不可侵犯；权力的有效性依赖于观看的仪式——民众被召集来见证惩罚，通过恐惧强化对法律的服从。然而，这种权力是"粗放"的：它只能作用于身体表面，无法深入灵魂；只能实施惩罚，无法预防犯罪；只能制造恐惧，无法生产"有用性"。
现代"规训权力"则呈现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是"连续的、不间断的"，通过"层级监视"（hierarchical observation）、"规范裁决"（normalizing judgement）与"检查"（examination）三种技术，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精密编码。规训权力不再满足于惩罚越轨，而是致力于预防越轨；不再公开炫耀暴力，而是隐藏自身运作；不再折磨身体，而是训练身体；不再制造臣民（subjects），而是生产"驯顺而有用的身体"（docile and useful bodies）。
这种转型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得到了惊人印证。影片中没有出现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场景"——没有警察殴打抗议者，没有秘密警察深夜敲门，没有审讯室的酷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隐蔽的权力技术：校长在教师会议上"温和地"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课程大纲中"建议"增加军事训练课时，教育局官员"例行检查"时对学生背诵爱国诗歌的抽查。这些场景恰好体现了福柯所言：现代权力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压制的强度，而在于其精细性、渗透性、普遍性和对细节的管控"。
1.2 规训机构：学校作为权力-知识装置
福柯将学校、兵营、工厂、医院等视为规训权力的典型"装置"（apparatus/dispositif）。这些空间具有共同的建筑政治学特征：封闭性（enclosure）、功能分区（functional sites）、等级化排列（ranking）。以学校为例，教室的座位编排体现了"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双重逻辑——每个学生被固定在特定位置便于监视，同时整个班级作为可计算的"人口"被管理。
在卡拉巴什第117小学的转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空间政治的具体运作。帕夏的影像记录了学校操场的重新配置：原本用于游戏和体育活动的空间被划分为"战术训练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展示区"；教室墙壁上原本展示学生美术作品的区域被替换为"特别军事行动英雄"的照片和地图；甚至连教师办公室的空间也被重新分配——每位教师必须将个人教学计划张贴在指定位置，以便"检查"。
这种空间重构不仅是物理性的，更是象征性的。福柯指出，规训空间通过"分区控制"（partitioning）实现"行为编码"（coding of behavior）。当操场不再是游戏空间而是"准军事训练场"，当教室不再是知识探索场所而是"意识形态灌输阵地"，学生的身体经验被重新编程：他们学习的是在命令下整齐列队，而非自由奔跑；学习的是背诵标准答案，而非批判性思考。这正是规训权力"通过环境改造改造人"的运作机制。
1.3 生物权力：从驯顺身体到人口治理
如果说规训权力主要关注"个体身体"（the body）的驯顺，那么生物权力（bio-power）则关注"人口生命"（population/life）的治理。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自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它不再以"死亡"（death）为支点，而是以"生命"（life）为对象——管理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性、血统。这种权力通过"规范"（norms）而非"法律"（laws）运作，通过统计学、流行病学、人口学等"知识"（knowledges）实现对"活人"（the living）的调控。
在当代俄罗斯教育军事化的语境中，生物权力表现为对儿童-未来公民-潜在士兵身体的直接干预。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军事训练课"（initial military training）并非简单的体育教育，而是对"身体能力"（physical capacities）的政治投资——测量学生的耐力、训练他们的服从性、评估他们的"军事适用性"（military aptitude）。这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cs）与"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结合：既在微观层面训练个体身体，又在宏观层面管理"国民健康"与"军事人力资源"。
尤为重要的是影片中呈现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当教师要求学生撰写"给前线士兵的信"，当课堂上播放战争宣传视频，当"特别军事行动"（SMO）成为历史课的必修内容，这些实践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灌输"，更是生物权力的生命治理——通过塑造儿童的认知、情感与认同，预先配置他们未来作为"公民-士兵"（citizen-soldiers）的主体性。这是比强制征兵更为深刻的权力形式：它不是强迫身体服从，而是生产自愿服从的身体。
1.4 全景敞视主义：看与被看的辩证法
福柯从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中提炼出规训权力的空间原型。这一建筑设计的核心在于：中心瞭望塔可以随时观看周边环形建筑中的囚犯，而囚犯由于逆光效应无法看到瞭望塔内是否有人。这种"可见性的不对称性"（asymmetry of visibility）创造了一种"自动的权力"（automatic power）——囚犯永远处于可能被观看的状态，最终内化这种凝视，实现自我监控（self-surveillance）。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展示了全景敞视主义在教育空间中的具体化，以及这种权力技术如何被"反转"（reversed）。在影片中，帕夏的摄像机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国家"层级监视"的物质载体——教育部要求拍摄教学过程以"评估"教师表现，学校管理层通过影像监控课堂内容，甚至家长也被鼓励通过社交媒体"观看"学校活动。这是典型的全景敞视机制：教师知道自己在被拍摄，因此必须按照规范表演；学生知道镜头存在，因此必须表现出"正确"的政治态度。
然而，帕夏的秘密拍摄实践打破了这种权力的单向性。他利用自己作为"官方摄像师"的合法身份，将摄像机从"规训工具"转变为"见证工具"。当他将镜头对准那些"被规范拒绝记录"的场景——教师们在办公室里的沉默、学生对军事训练的困惑、墙上被强制张贴的政治标语——他实际上实施了一种"反凝视"（counter-surveillance）。这种反凝视不是简单的"看回去"，而是通过保存、剪辑、传播这些影像，将被权力隐藏的"真实"（the real）重新带入公共可见性领域。
这里涉及到福柯晚期关于"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与"说真话"（parrhesia/truth-telling）的论述。在《自我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和《说真话的勇气》（The Courage of Truth）中，福柯强调，主体不仅是权力的被动产物，也可以通过特定的"自我实践"（practices of the self）——如自我书写、自我审查、直言——塑造自身的伦理主体性。帕夏的纪录片实践可以被视为一种"影像直言"（cinematic parrhesia）：他冒着巨大个人风险（影片完成后他被迫流亡），说出关于体制运作的"被压制的真相"（suppressed truth），并以此重塑自己的政治主体性——从"无名先生"（Mr. Nobody，体制中的无名小卒）变为"反对普京的见证者"。
1.5 方法论：考古学与谱系学的结合
本文采用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与"权力谱系学"（genealogy of power）相结合的方法论。考古学方法关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即特定历史时期内，什么可以被言说，什么被视为"真"或"假"，知识如何通过制度性话语被生产。谱系学方法则关注权力关系的历史性、偶然性与斗争性，拒绝将现状视为必然，而是揭示其构成的历史过程。
具体到本片分析，考古学方法要求我们关注影片中呈现的"话语层"（discursive layer）：官方宣传话语（"爱国主义"、"保卫祖国"、"特别军事行动"）如何在学校空间中被重复、被仪式化、被自然化；教师之间的"地下话语"（沉默、隐喻、玩笑）如何构成对官方话语的抵抗；以及帕夏的影像如何作为一种"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打破这种符号秩序。
谱系学方法则要求我们追溯卡拉巴什学校军事化的历史谱系：这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而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教育系统逐步"去专业化"与"再军事化"过程的顶点。通过将影片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揭示"教育军事化"并非普京政权的孤立政策，而是更广泛的生命政治转型的一部分——从"培养公民"到"培养士兵"，从"知识传授"到"意识形态灌输"。
—
第二章 教育空间的规训化转型：从知识传授到身体规训
2.1 课程表的政治解剖学
福柯在分析规训权力时，特别关注"时间"（time）的政治运用。他详细描述了军事训练营、学校、工厂的"时间表"（timetable）如何将时间分割、序列化、规范化，使身体活动服从于精确的纪律。《规训与惩罚》中引用的19世纪初巴黎少年犯监狱作息表显示，每一分钟都被规定：起床、祈祷、工作、用餐、学习、睡眠，都被严格编码。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帕夏的影像记录了卡拉巴什第117小学课程表的"政治手术"。影片开始部分展示了2022年 invasion 前的课程表：美术、音乐、体育、自然课占据显著位置，课间时间长，下午放学早。然而随着战争持续，新的课程表逐步实施："生命安全基础"（basics of life safety，OBZh）被更名为"军事训练"；"历史"课时增加，内容聚焦于"俄罗斯世界的统一"；"社会知识"课被"谈话时间"（besedy，一种非正式的意识形态灌输）取代。
这种课程表重构不仅是知识内容的替换，更是身体时间的重新分配。福柯指出，规训权力通过"时间的线性积累"（linear accumulation of time）使个体生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操控的对象。当军事训练占据更多课时，当学生被要求放学后参加"自愿"的爱国主义活动，他们的时间被从"童年"（childhood）——一个本应充满游戏、探索、闲暇的生命阶段——转移到"准成年"（proto-adulthood），一个被军事化、被政治化的身体准备期。
影片中一个令人震撼的场景是：帕夏拍摄了一堂"军事训练课"的全程。学生们穿着迷彩服，在操场上进行队列训练。教练（一位退役军人）不断强调"整齐"、"服从"、"速度"。当一个男孩因为疲劳而动作迟缓时，教练没有惩罚他，而是让整个班级因为"他的错误"而重复训练。这种"连坐式规训"（collective discipline）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不是通过法律惩罚越轨，而是通过"标准"（norm）制造羞耻与集体压力，使个体自我调整以符合规范。
2.2 教室作为规训剧场：空间、座位与可见性
福柯强调，规训权力通过"空间分配"（allocation of space）实现个体化控制。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分析了教室座位编排的政治意涵：每个学生被固定在一个位置，既便于教师监视，又便于将学生分类、排名、评估。这种"单元性"（cellular）空间创造了"个体化"效果——每个学生成为可观察、可描述、可分析的独特单位，同时又被纳入一个可计算的总体（班级、年级、学校）。
帕夏的影像敏锐地捕捉了教室空间的转型。在入侵前的 footage 中，我们看到美术教室的布局：圆桌式座位便于小组合作，墙上贴满学生作品，角落有阅读区。这种空间设计体现了进步教育理念——鼓励协作、尊重个体差异、创造轻松氛围。然而到了2023年，同一教室被重新布置：座位改为传统的行列式，面向讲台和黑板（现在是电子屏幕，播放官方宣传视频）；墙上的学生画作被"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图"取代；阅读区被移除，因为"没有时间为虚构故事分心"。
这种空间重构不仅是物理改造，更是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福柯指出，规训建筑（disciplinary architecture）遵循"可见性原则"（principle of visibility）：必须确保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管理者必须能看到一切，而被管理者必须被看到，但看不到管理者。在新的教室布局中，教师（以及教师身后的国家意识形态）位于视觉中心，学生成为被观看、被评估、被标准化的对象。当帕夏作为"摄像师"在教室中移动时，他实际上参与了这种"层级监视"——但他的秘密拍摄又将这种监视转向了自己，记录了监视者本身的姿态。
影片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国旗"与"肖像"：教室前方必须悬挂俄罗斯国旗和普京肖像，而且必须位于特定位置——国旗在左，肖像在右，高度精确规定。这种空间符号的政治学体现了福柯所说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capillary action of power）——权力不是从某个中心（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而是通过无数微观实践（教室布置、旗帜位置、肖像尺寸）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每个细节。教师们被明确要求检查这些符号的"正确性"，这种检查本身成为规训权力运作的仪式。
2.3 教师身体：规训的执行者与承受者
福柯的规训理论不仅关注被规训者（学生），也关注规训的执行者（教师、医生、狱卒）。他指出，规训权力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它通过网络而非单向命令运作。教师不是权力的"源头"，而是权力的"传输带"——他们既向学生施加规训，又承受来自上级（校长、教育局、国家）的规训。
帕夏的纪录片深刻呈现了教师身体的双重困境。影片中有大量场景拍摄于教师办公室——这个通常被视为"避风港"的空间。我们看到教师们在抽烟、喝咖啡、低声交谈。当话题转向"新教学要求"时，气氛变得紧张。一位年长教师抱怨："我现在不敢在课上谈论普希金的生平，怕提到什么'敏感'内容。"另一位年轻教师则表示："我们必须参加'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学习如何'正确'回答学生关于战争的问题。"
这些对话揭示了规训权力对教师"专业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的侵蚀。福柯区分了"司法-法律权力"（juridico-legal power，通过禁止与惩罚运作）与"规训-规范权力"（disciplinary-normalizing power，通过标准与评估运作）。在俄罗斯教育军事化语境中，教师面临的正是这种规范权力：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讨论战争，但存在模糊的"红线"；没有公开的教师审查，但存在持续的"教学评估"与"意识形态正确性检查"。这种不确定性制造了福柯所说的"不确定性效应"（effect of uncertainty）——教师永远不知道什么会触怒权力，因此选择最安全的策略：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
帕夏本人在影片中呈现为一个"分裂的主体"（split subject）。在官方 footage 中，我们看到他在课堂上指导学生使用电脑，声音平和，举止专业；在秘密 footage 中，他记录自己参加"教师政治学习"的场景，镜头捕捉到他面无表情地聆听关于"西方信息战"的讲座，手指在桌下紧张地敲击。这种身体语言的分裂——表面的顺从与内心的抵抗——正是规训权力作用的效果。福柯指出，规训权力最终目标不是外在服从，而是内在"灵魂"（soul）的改造，即个体将规范内化为自我监控机制。
然而，帕夏的摄像机成为打破这种内化过程的异端装置。通过拍摄，他创造了"外在于权力"的观察点——他不再仅仅是规训网络中的节点，而是成为记录网络运作的"考古学家"。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影像的延迟性"（the deferral of the image）：与直接观看不同，录制的影像可以被保存、重看、剪辑，从而从"即时的权力工具"转变为"历史的档案"。
2.4 学生身体：从游戏到战术
福柯在分析规训权力时，特别关注儿童身体的政治意义。他指出，现代教育（pedagogy）的诞生与规训技术的成熟同步，儿童身体被视为"可塑的质料"（malleable material），必须通过训练、习惯养成、重复练习，被塑造成符合社会要求的形态。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最令人不安的影像，莫过于对学生在"军事化转型"中身体经验变化的记录。影片对比了2021年和2023年的"开学第一课"：2021年，一年级新生在父母的陪同下参观校园，充满好奇与兴奋，他们在操场上奔跑，触摸校园里的雕塑；2023年，同样的场景但完全不同的身体政治——新生被要求穿"准校服"（类似军装的统一着装），入学仪式包括向国旗宣誓，高年级学生（穿着迷彩服）表演战术动作，新生们模仿这些动作，脸上带着困惑而非热情。
福柯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cs）在此得到充分展现：学生的身体被分解为可训练的部分——站姿、坐姿、行军步伐、队列整齐度。影片中一位体育教师（现在兼任军事训练教练）解释："我们不是在培养士兵，我们是在培养'身心健康的公民'。"这种话语恰好体现了生物权力的特征——通过"健康"、"安全"、"准备"等看似中性的词汇，掩盖对身体的政治征用。
更深层的是"游戏"（play）与"战术"（tactics）的取代关系。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中指出，游戏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具有自愿性、非功利性、规则性但非强制性的特征。然而在卡拉巴什小学，我们看到"游戏"被系统性排除：课间休息被缩短以防止"过度兴奋"，体育游戏被军事训练取代，甚至连美术课也被要求绘制"支持我们的军队"的主题作品。这种取代不仅是活动内容的替换，更是身体存在模式的转变——从"自发的游戏身体"到"被规训的战术身体"。
福柯提醒我们，规训权力的最高成就是使被规训者"爱"他们的束缚，视其为"自然"与"正常"。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些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开始内化军事化话语：他们在镜头前自信地谈论"保卫祖国"，展示他们制作的慰问前线士兵的包裹。这种"同意"（consent）的生产比强制更为可怕——它表明规训权力成功地塑造了新一代的身体-意识形态复合体。
然而，帕夏的摄像机也捕捉到了抵抗的踪迹：一个男孩在军事训练后偷偷对镜头做鬼脸；一个女孩在"给士兵写信"的课上写下"我希望战争结束"（虽然立即被教师要求重写）；一群学生在厕所里低声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打仗"。这些微小的"越轨"（transgressions）表明，规训权力从未完全成功，身体永远保留着某种"不可规训性"（irreducibility）。
—
第三章 影像的悖论：从规训工具到抵抗武器
3.1 摄像机作为全景敞视装置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不仅是一种建筑隐喻，更是一种"视觉政治"（politics of vision）的分析工具。在现代治理体系中，"观看"（seeing）与"被观看"（being seen）的权力不对称构成了规训的基础。影像技术——摄影、电影、视频监控——将这种不对称性物质化、技术化、普遍化。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语境中，摄像机的引入正是全景敞视主义在教育空间的延伸。帕夏被任命为学校"官方摄像师"，这一职位本身就体现了福柯所说的"检查"（examination）技术——通过持续的记录、分类、评估，实现对个体与群体的控制。学校要求拍摄的影像包括：课堂教学实录（用于"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学生爱国主义活动（用于"德育工作汇报"）、校园安全监控（用于"预防极端主义"）。
这些影像具有多重规训功能：首先，它们是"可见性的证明"——证明学校在执行国家政策，证明教师在进行"正确"的教学，证明学生在表现出"正确"的政治态度。福柯指出，现代权力通过"文件"（documents）运作，通过书写与影像建立"案例"（cases），使个体成为可描述、可分析、可干预的对象。学校档案中的影像正是这类"规训文件"，它们将流动的教育过程固定为可审查、可评判的"证据"。
其次，摄像机的存在本身制造了"被观看的焦虑"。当教师知道课堂被录制，他们会自动调整教学内容以符合"安全"标准；当学生知道镜头存在，他们会抑制"不当"言行。这种"自我审查"机制正是全景敞视主义的核心效果——"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无法确知"，被监视者永远处于"可能被观看"的状态，最终内化这种凝视，实现自动的服从。
然而，帕夏的纪录片实践揭示了影像技术的悖论性：同一台摄像机，同一套技术装置，既可以是规训的工具，也可以是解放的武器。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影像的挪用（appropriation）与语境的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
3.2 反凝视（Counter-surveillance）与可见性的重新分配
福柯晚期在《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1976）中提出了"反历史"（counter-history）与"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概念，指那些被专业话语与官方叙事排斥的、局部的、非正式的知识形式。这些知识通过"谱系学"的挖掘可以重新进入话语场，挑战主导叙事的霸权。
帕夏的纪录片实践可以被视为一种"影像化的反历史"（cinematic counter-history）。他利用"官方摄像师"的合法身份，获取了进入学校所有空间的权限——教室、办公室、校长室、甚至教师会议。但他拍摄的不再是"应该被展示"的场景，而是"被禁止记录"的真实：教师们在会议结束后的沉默与叹息，学生在被要求喊爱国口号时的困惑眼神，墙上被强制张贴的政治标语与破旧的教学设施形成的讽刺对比。
这种实践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反凝视"——不是简单的"看回去"，而是改变观看的体制（the regime of visibility）。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影像的命运》（Le Destin des images）中提出，政治的本质是"感性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即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什么可以被言说、什么被视为"真"的感性秩序。真正的政治行动是"异议"（dissensus）——打破这种分配，让被排除者可见、让不可听者被听见。
帕夏的摄像机正是实施这种"异议"的工具。当他将镜头对准一位在"政治学习"课上睡着的老教师，当他记录下校长在强制教师签署"支持特别军事行动"声明时的尴尬表情，当他捕捉到学生在被要求向"前线英雄"致敬时的敷衍动作，他实际上在进行可见性的重新分配——让这些被官方叙事抹除的"微小抵抗"（micro-resistances）进入公共视野。
影片中一个关键场景是帕夏拍摄"胜利日"（Victory Day）学校庆祝活动。官方 footage 应该展示：学生整齐列队，挥舞旗帜，高唱爱国歌曲，向老兵献花。帕夏确实拍摄了这些，但他也拍摄了"前后台"：教师们在前台表演结束后立即摘下徽章，学生们被要求反复排练直到表情"足够热情"，一位女孩因为不愿意穿特定服装而被训斥。这些"后台影像"（backstage footage）揭示了前台表演的政治建构性，打破了官方影像营造的"自然"与"自发"的幻觉。
3.3 第一人称纪录片：见证伦理与主体性生产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在形式上属于"第一人称纪录片"（first-person documentary）或"个人纪录片"（personal documentary）。帕夏不仅是拍摄者，更是影片的叙事中心；摄影机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他身体经验的延伸与主体性表达的媒介。
这种形式选择与福柯晚期关于"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论述形成深刻共鸣。在《性史》第三卷《自我的关怀》（Le Souci de soi）与《自我解释学》中，福柯分析了古代哲学中通过特定实践（如自我书写、冥想、身体训练）塑造伦理主体性的方式。他区分了"生产自我的权力技术"（subjectivation through power）与"自我生产的自我技术"（self-production through self-practices），强调主体不仅是权力的被动产物，也可以通过特定的自我实践 reclaim 自主性。
帕夏的纪录片拍摄正是一种现代的"自我技术"：通过影像的自我书写（auto-écriture），他试图在规训权力的夹缝中重建主体性。影片中多次出现"元影像"（meta-cinema）时刻——帕夏拍摄自己在编辑影像，或者拍摄自己在深夜观看白天拍摄的素材。这些场景展示了影像制作作为"自我关怀"的过程：通过回顾、选择、剪辑，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经验，赋予其意义，构建一个连贯的"反对者"叙事身份。
然而，这种第一人称性也带来了复杂的伦理问题，涉及福柯所关注的"真理-权力-主体"三角关系。美国纪录片理论家迈克尔·雷诺夫（Michael Renov）在《纪录片理论》（Theorizing Documentary）中指出，第一人称纪录片的核心悖论在于：它既是个体经验的真诚表达，又是一种修辞建构；它追求"真实性"（authenticity），但这种真实性本身是通过技术选择（机位、剪辑、配乐）生产的。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这种悖论尤为突出：帕夏必须保持"官方摄像师"的伪装以继续拍摄，这意味着他在拍摄"真实"的同时必须表演"顺从"。影片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帕夏在教室拍摄"爱国主义主题班会"，镜头扫过学生们机械地背诵官方文本的面孔，然后转向他自己——他在画面外，但他的声音可以听到，用标准的教师语调鼓励学生："很好，很有感染力。"这一刻揭示了纪录片的伦理深渊：为了记录真相，拍摄者必须暂时成为谎言的共谋；为了见证抵抗，他必须表演服从。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中分析了"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如何通过特定的空间、语言、技术配置成为"真理装置"（apparatus of truth）。类似地，帕夏的摄像机试图建构一种"教育凝视"（pedagogical gaze）的真理——揭示学校空间的真实权力运作。但这种凝视本身也是权力性的：它选择什么该被拍摄，什么该被排除；它决定谁是"受害者"（需要被同情的学生），谁是"共谋者"（执行规训的教师）。这种选择性本身是一种权力行使，需要持续的伦理反思。
3.4 从档案到证词：影像的司法-政治维度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描述了规训权力如何通过"档案"（archives）运作——建立关于个体的详细记录，形成可查询、可比较、可评估的"案例"。这种档案权力（archive power）使个体历史被固定、被审视、被判定。
帕夏的纪录片实践可以理解为对这种档案权力的反转：他建立了反档案（counter-archive）。两年间，他积累了超过500小时的原始影像，这些素材不是用于评估学生或教师，而是用于记录体制的运作机制。当他最终将这些影像编辑成90分钟的纪录片并公之于众，这些影像从"规训文件"转变为政治证词（political testimony）。
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在研究18世纪巴黎档案时指出，档案不仅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来源——通过阅读档案中的"噪音"（noise）、异常、边缘性记录，可以听到被压制的声音。类似地，帕夏的影像档案包含了大量"规训的噪音"：那些官方叙事试图掩盖的失败、矛盾、脆弱性。
影片中一个极具档案价值的场景是拍摄"征兵办公室"（military recruitment office）在学校设立临时站点的过程。帕夏以"记录学校与军方合作"的名义拍摄了这一过程：官员向高年级学生介绍参军"福利"，测量他们的身高体重（"为了定制军装"），分发宣传册。这些影像在司法-政治维度上构成证据（evidence）——它们证明了俄罗斯教育系统如何被整合进战争机器，违反了国际法关于保护儿童免受军事征召的规定。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分析了"种族战争话语"（discourse of racial war）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指出国家权力通过制造"内部敌人"（enemies within）与"外部威胁"（external threats）的叙事正当化自身。帕夏的影像作为"反话语"，解构了这种战争话语的自然性，揭示了其在学校空间中的具体执行机制——从而具有潜在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政治效果。
—
第四章 微观政治与无名者的抵抗：从规训对象到伦理主体
4.1 抵抗的谱系学：超越"革命"叙事
福柯对抵抗（resistance）的思考始终与他对权力的分析紧密相连。他拒绝将抵抗视为外在于权力的"解放"（liberation）——仿佛存在一个未被权力触碰的"本真自我"等待解放。相反，福柯强调"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where there is power, there is resistance），抵抗不是权力的对立面，而是权力关系内在的"对手方"（adversary）。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帕夏的实践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政治叙事中，"抵抗者"往往被想象为公开的异见者、街头抗议者、或地下组织的成员。然而帕夏的抵抗是"隐性的"（invisible）、日常的、微观的：他继续上班，领取工资，参加教师会议，甚至执行部分官方任务；但他同时秘密拍摄，保存真相，建立档案。这种"体制内的抵抗"（resistance from within）不符合英雄主义的政治想象，但它恰恰体现了福柯所说的"散点状的"（punctual）、局部的、多重的抵抗形式。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的实践》（L'Invention du quotidien，1980）中区分了"战略"（strategy）与"战术"（tactics）：战略是强者划定空间、建立规则、长期规划的权力运作；战术则是弱者在强者的空间中，利用时间差、机会、创造性挪用进行的"盗猎"（poaching）。帕夏的实践完美诠释了这种"战术性"：他没有战略地位（无法改变学校政策），但他利用战术时间（利用拍摄间隙、利用编辑时的独处时刻），在强者的空间（学校）中实施弱者的抵抗。
影片中展示了大量这种"战术"的细节：帕夏如何在校长突然出现时迅速切换拍摄模式，如何在教师会议上用手机（而非专业摄像机）偷偷录音，如何在夜间将素材从官方设备传输到私人硬盘。这些实践不是宏大的政治宣言，而是德塞托所说的"日常生活的艺术"（arts of everyday life）——通过巧妙的时机把握与空间利用，在规训网络的缝隙中开辟"自由空间"（free spaces）。
4.2 "无名者"的政治主体性：从Nobody到Somebody
影片标题《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Mr. Nobody Against Putin）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无名先生"（Mr. Nobody）既指帕夏在体制中的位置——一个偏远小镇的普通教师，在权力图谱上无足轻重；也指代一种"去主体化"（de-subjectivation）状态——在极权体制下，个体被简化为统计数字、被淹没在"人民"（the people）的抽象概念中、被剥夺独特的姓名与故事。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了规训权力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悖论：它通过细致的分类、检查、评估，既制造了个体性（使每个人成为独特的"案例"），又抹杀了个体性（将每个人纳入标准化的规范）。帕夏作为"无名者"，正是这种规训个体化的产物——他是"第117小学美术教师"、"教育系统雇员"、"需要被评估的对象"，但他个人的政治观点、道德焦虑、创造性表达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噪音"。
然而，通过纪录片制作，帕夏实施了福柯晚期所强调的"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与"自我创造"（self-creation）。他不再接受权力赋予他的"无名"身份，而是通过"说真话"（parrhesia）的实践，将自己建构为伦理主体（ethical subject）。在《说真话的勇气》中，福柯分析了古希腊的"直言者"（parrhesiastes）——冒着风险说出真相的人，通过这一行为建立与自我的真实关系，并承担政治责任。
帕夏的"直言"不是通过演讲，而是通过影像；不是面对广场，而是面对镜头；不是即时的，而是延迟的（两年拍摄，数月编辑，最终公开）。这种"延迟的直言"（deferred parrhesia）具有独特的政治力量：它允许说话者在风险（流亡、失业、迫害）与真相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技术中介（摄像机、剪辑软件、国际电影节）扩大声音的传播范围。
影片完成后，帕夏被迫离开俄罗斯，定居布拉格。这一流亡结局揭示了微观抵抗的代价与局限：尽管帕夏成功地记录了真相，但他本人最终仍被权力驱逐出本土空间。然而，这种"身体的 exile"反而强化了影像的见证力量——帕夏从"体制内的见证者"转变为"体制外的控诉者"，他的"无名"身份被国际媒体关注，转化为"有人名"（somebody）的政治主体。
4.3 教师职业伦理的危机与重构
帕夏的案例深刻揭示了在极权体制下"职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面临的危机。作为教师，他面临三重伦理冲突：教育伦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vs 灌输官方意识形态）、职业伦理（服从雇主 vs 忠于教育使命）、政治伦理（维护体制 vs 记录真相）。
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分析了"自我与自我的关系"（relation of self to self）作为伦理的核心。在古代哲学中，这种关系通过"自我实践"（如沉思、自我审视、身体训练）建立，目标是达到"自我主宰"（self-mastery）与"真实存在"（true existence）。然而，在现代规训体制中，这种伦理关系被"规范化"（normalized）——自我不再是通过自我实践创造的，而是通过权力-知识装置（如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被建构的。
帕夏的困境在于：作为教师，他被要求成为国家规训的代理人，将学生塑造为服从的臣民；但作为教育者，他的"关怀自我"（care of self）要求他说出真相，保护学生的自主性。这种分裂导致了深刻的"道德痛苦"（moral suffering）——影片中多次出现帕夏的独白，他质疑自己的"共谋"（complicity）："当我拍摄这些宣传片时，我是否也成为了谎言的一部分？"
然而，正是这种伦理痛苦推动了抵抗行动。福柯指出，伦理主体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具体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过程中被建构的——当个体面对道德困境，被迫质疑既定规范，进行"自我实践"以寻找出路时，伦理主体性才得以形成。帕夏的纪录片拍摄正是对这种伦理危机的回应：他通过影像实践，试图重新定义教师的职业伦理——从"国家意识形态的执行者"转变为"真相的守护者"与"学生自主性的保护者"。
4.4 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连接：从卡拉巴什到全球
福柯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分析常常被误解为对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的忽视。然而，福柯明确强调，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是连续体——国家主权、法律制度、经济体系通过无数的微观实践（如学校课程、医院诊断、工厂管理）得以实施。反之，微观抵抗也蕴含着宏观政治的潜能。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全球传播证明了这种连接。一部关于乌拉尔山区小镇小学的纪录片，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随后进入欧洲与北美的艺术院线，成为讨论俄罗斯教育军事化与国际人权状况的重要文本。帕夏的"微观抵抗"——一个教师的秘密拍摄——通过国际电影节的"放大器"（amplifier），转化为对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宏观质疑。
这种转化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的"叛乱"（insurrection）潜能。当地方性的、非专业的、具体的经验（一位乡村教师的日常观察）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纪录片形式、国际电影节展示、媒体采访）进入全球知识场，它可以挑战"总体化话语"（totalizing discourses）——如俄罗斯官方关于"自愿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
然而，这种连接也带来了新的权力问题。当帕夏的影像被西方媒体用于支持特定的地缘政治叙事（"俄罗斯是极权国家"），当他的个人故事被简化为"勇敢个体对抗邪恶帝国"的道德剧，是否又是一种"话语的殖民"（discursive colonization）？福柯提醒我们要警惕抵抗被重新收编为权力运作的一部分。
影片导演大卫·博伦斯坦（David Borenstein）在访谈中承认，与帕夏合作时面临巨大的伦理压力：如何保护帕夏的身份（在影片制作期间），如何处理涉及未成年学生的影像（模糊面部、改变声音），如何避免将影片变成简单的"反俄宣传"。这些考虑表明，微观政治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抵抗行动本身，还取决于这些行动如何被表征、如何被接合进更广泛的政治话语。
—
第五章 生物权力与生命政治：教育作为人口治理
5.1 从"培养公民"到"生产士兵"：教育目标的生命政治转型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现代权力不仅是"死亡权力"（权力夺取生命的权利），更是"生命权力"（power over life）——通过干预、管理、优化生命过程，实现对人口的治理。这种"生物权力"（bio-power）通过两种技术运作：对身体的"解剖政治学"（规训）与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调节）。
在俄罗斯教育军事化的语境中，这种生命政治转型表现为：教育的目标从"培养批判性公民"（citizenship）转向"生产军事人力资源"（military human resources）。这不是简单的"课程内容变化"，而是对"生命本身"的政治投资——国家开始直接管理儿童身体的成长、健康、能力发展，将其纳入战争机器的长期规划。
影片中展示了这种转型的具体机制：学校引入"军事-体育综合体"（military-sport complex）评估系统，记录每个学生的体能数据（跑步速度、耐力、力量），这些数据不仅用于体育成绩评定，还被"建议"提供给当地征兵办公室；健康教育课内容从"个人卫生"转向"战场急救"；甚至连营养午餐政策也被调整，强调"为强壮的身体提供能量"以"保卫祖国"。
这些细节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解剖政治学"如何在日常教育实践中运作：儿童身体被视为"可开发的资源"，通过训练、饮食、作息的精密计算，被优化为符合军事需求的"有用身体"。这种优化不是强迫的，而是通过"健康"、"安全"、"准备"等看似中性的规范实现的——生物权力通过"福利"（welfare）与"安全"（security）的话语，使政治对身体的征用显得"自然"与"合理"。
5.2 人口治理：统计、分类与预防
福柯指出，生命政治的核心技术之一是"人口统计学"（statistics）——通过对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犯罪率等数据的持续收集与分析，国家得以"预见"（foresee）未来，实施"预防性"（preventive）干预。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司法模式"（违法-惩罚），而是"安全模式"（风险-管理）。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统计-预防逻辑在教育空间的应用。影片中展示了学校管理层使用的"学生政治可靠性评估表"——虽然名称可能并非如此，但帕夏拍摄的教师会议记录显示，教师们被要求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记录"异常言论"，并将这些信息上报。这种"预防性监控"旨在在"极端主义"或"反战思想"萌芽阶段就予以识别与干预。
更宏观层面，教育部的"爱国主义教育"政策本身就是人口治理的一部分：通过系统性的意识形态灌输，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异见，确保人口的政治忠诚。这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不是通过法律禁止特定行为，而是通过统计"偏差"（deviations）并持续调整，使人口整体符合治理目标。
5.3 儿童生命的政治化：童年作为战略资源
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提醒我们注意：现代权力对"生命阶段"（life stages）的政治利用。儿童期（childhood）在现代性中被建构为特殊的生命阶段——需要保护、教育、与成人世界隔离。然而，这种"保护"本身即是权力技术：通过建构"童年"的规范（应该学习什么、应该如何行为、应该相信什么），权力塑造了未来的公民/臣民/士兵。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展示了在俄罗斯全面战争背景下，"童年"如何被重新政治化。影片中令人震惊的一个场景是：当地教育局官员视察学校，查看"爱国主义教育成果"，她询问一名五年级学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吗？"学生背诵了标准答案："为了保护顿巴斯的俄罗斯族免受纳粹迫害。"官员满意地点头，然后转向镜头（帕夏的摄像机）说："看，这就是正确教育的结果。"
这一刻揭示了生命政治的核心机制：国家直接干预儿童的认知与情感形成，将其视为"战略投资"——今天的"正确回答"预示着明天的"正确投票"与后天的"正确战斗"。这种对儿童生命的征用比征兵更为深刻，因为它发生在主体性形成的关键阶段，塑造的是"自愿的服从者"而非"被迫的服从者"。
影片中帕夏记录了他与学生的私下对话（在模糊处理以保护身份后）。当被问及"你认为战争是怎么回事"时，一个学生的回答揭示了生命政治的失败之处："我觉得大人们都很奇怪，他们让我们说很多话，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我只是想打篮球。"这种"不可规训性"——儿童对游戏的自然倾向、对成人世界政治逻辑的困惑——代表了生命权力无法完全征服的领域。
5.4 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的交织
福柯指出，现代极权主义的特征在于生命政治（对生命的管理）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对死亡的组织）的可怕结合。当国家将一部分人口定义为"必须死亡的"（如犹太人、阶级敌人、或在本语境中的"乌克兰纳粹"），同时优化另一部分人口的"生命力量"（如雅利安人、无产阶级、或"真正的俄罗斯人"），就出现了"种族战争"（race war）的逻辑。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语境中，这种交织表现为：学校不仅被用于培养"活着的士兵"，还被用于正当化"他人的死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敌人的非人化"——通过历史课重构、文学课选篇、甚至是美术课主题（绘制"我们的战士打击法西斯"），学生被教导将乌克兰人（或更广泛的"西方世界"）视为对"俄罗斯生命"的威胁。
帕夏的影像记录了这种死亡政治的日常化：在"历史"课上，教师展示战争伤亡统计，强调"我们的人"（our guys）正在牺牲，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文学"课上，分析歌颂战争英雄的诗歌，将其美化为"最高牺牲"；在"社会知识"课上，讨论"为什么有时候必须使用武力保护国家利益"。这些课程将死亡与暴力编织进教育话语，使儿童逐渐接受"为国家而死"的规范性。
然而，帕夏的摄像机也捕捉到了生命政治的矛盾与脆弱。影片中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在"纪念牺牲英雄"的集会上，当一个学生被要求朗读她写的"给阵亡士兵的信"时，她突然哽咽，无法继续。她的眼泪不是因为"爱国感动"，而是因为恐惧与困惑——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认识的邻家哥哥（前学生）会死在战场上。这一刻，"为国捐躯"的宏大叙事崩塌了，暴露出其下的真实血肉之躯。
福柯强调，生命政治总是伴随着"抵抗点"（points of resistance），因为生命本身具有不可完全规训的"顽固"（obstinacy）。儿童的哭泣、教师的沉默、帕夏的拍摄——这些都是生命对死亡政治的抵抗，是"活着"（living）对"被治理"（being governed）的顽固坚持。
—
第六章 治理术与自我治理：现代权力的运作机制
6.1 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从统治到治理
福柯在1978年的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中提出了"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指涉现代权力从"统治"（ruling，通过法律与暴力）向"治理"（governing，通过引导行为与自我管理）的转型。治理术关注的是如何"引导"（conduct）行为，如何塑造"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主体，而非直接命令。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治理术的具体运作。俄罗斯教育系统的军事化不是通过"法律命令"（如"所有学校必须军事化"）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引导技术"：提供"爱国主义教育优秀学校"的荣誉称号与资金奖励；派遣"顾问"帮助学校设计相关课程；组织教师参加"专业发展"研讨会（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培训）；建立"最佳实践"数据库供学校参考。
这些技术体现了治理术的特征：间接性（通过环境改造而非直接命令）、自我强化（学校为了获得资源主动迎合）、多样性（不同学校可以"自主选择"实施方式）。帕夏的影像记录了校长在教师会议上的话语："我们需要展示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果，这对学校的评级很重要。我不强迫任何人，但希望大家配合。"这种"不强迫的配合"正是治理术的成功之处——权力不再表现为外部的强制，而是内化为"自我利益"（学校利益、教师个人职业利益）。
6.2 新自由主义主体性与 responsibilization
福柯指出，现代治理术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主体性生产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更是一种主体性模式——将个体建构为"自我企业"（self-enterprise），对自己的成功与失败负全部责任（responsibilization），通过持续自我优化参与竞争。
在俄罗斯教育军事化的语境中，这种主体性表现为教师被迫成为"自我审查的 entrepreneurs"。影片中，教师们谈论如何"安全地"设计课程——不是因为他们收到明确的禁令清单，而是因为他们被赋予"自我负责"其教学政治后果的任务。一位教师解释："现在没有人告诉你什么不能说，但你知道如果说了'错误'的话，会影响你的评估、你的奖金、甚至你的工作。所以你必须自己决定什么是安全的。"
这种" responsibilization"是治理术的高级形式：权力不再需要明确禁止，因为个体已经内化了规范，并主动调整自己的言行以符合预期。帕夏本人在影片初期也经历了这种自我治理——他承认，在2022年初，他也曾拍摄过一些"爱国主义活动"，试图在"遵守规范"与"保持尊严"之间寻找平衡。直到战争持续与政策收紧，他才逐渐转向完全的秘密抵抗。
6.3 反抗的治理：从压制到引导
福柯晚期注意到，现代权力不仅治理"顺从"，也试图治理"反抗"本身。通过容忍有限的、非威胁性的抵抗，通过将反抗纳入治理机制，权力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整体秩序。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被治理的反抗"的迹象。例如，学校允许学生在"给士兵写信"活动中表达"希望和平"的愿望（只要不提"战争"或"入侵"），因为这种温和的异见可以释放压力，同时不挑战基本叙事；教师被允许在私人场合抱怨政策（只要不在公开场合），因为这种"后台抱怨"可以防止不满积累成公开反抗。
然而，帕夏的实践超越了这种"被治理的反抗"。他的秘密拍摄不是官方容忍的"安全阀"，而是对治理本身的系统性揭露。通过记录这些"日常治理"的细节，他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看似温和、合理、甚至"有益"的技术（如"爱国主义教育"、"健康促进"、"专业发展"）实现深刻的主体性改造。
6.4 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与认知反抗
福柯在《真理与权力》（Truth and Power）中提出，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理体制"——即决定什么被视为真/假、谁有权言说真理、通过何种程序确立真理的规则。在现代极权社会中，真理体制往往通过控制知识生产、审查媒体、教育灌输来维持。
帕夏的纪录片实践是一种认知反抗（epistemic resistance）——挑战官方的真理体制，建立"来自下方的真理"。通过展示学校空间的实际运作（而非官方宣传中的运作），他提供了福柯所说的"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局部的、非专业的、具体的、不溶于正统话语的知识。
影片中一个关键场景是帕夏对比"官方影像"与"他的影像"：官方影像展示学生整齐列队、笑容满面地参加"胜利日"游行；帕夏的影像展示同一事件的前后台——学生们被命令反复排练直到表情正确，教师们在镜头前表演结束后立即摘下徽章，一位家长抱怨"这太荒谬了，但我不敢不让孩子参加"。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政治，更挑战了"官方影像=真实"的真理体制。
—
第七章 影像伦理与政治美学：纪录片作为见证与干预
7.1 见证（Testimony）的伦理与政治
在《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中，帕夏的影像具有强烈的"见证"性质——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见证与档案》（Remnants of Auschwitz）中分析了"证人"（witness）的双重性：既是"亲历者"（the one who has experienced），也是"告知者"（the one who tells）。在极端情境下，证人承担着将"不可言说"（unspeakable）转化为语言/影像的伦理重担。
帕夏的见证面临着特殊的伦理困境：他既是"体制内的共谋者"（必须参与日常教学活动，有时必须表演服从），又是"体制外的控诉者"（通过秘密拍摄揭露体制）。这种双重位置使他成为"不完美证人"（imperfect witness）——不像外部观察者那样"纯洁"，但他因此获得了"内部视角"的不可替代性。
福柯在《说真话的勇气》中分析了"风险"（risk）作为说真话的核心要素。真正的直言（parrhesia）不是安全的、被认可的言说，而是冒着个人危险（职业、自由、生命）说出与权力相悖的真相。帕夏的实践符合这一模式：他明知一旦被发现将面临失业、起诉、甚至监禁（根据俄罗斯"战时审查法"，反对战争的宣传可判处多年监禁），仍持续拍摄。这种"风险的承担"赋予其影像特殊的伦理重量。
7.2 美学策略：匿名性、模糊性与真实效果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在美学上采用了特定的策略处理伦理困境：对学生与部分教师的面部进行模糊处理，改变声音，使用化名。这些技术选择不仅是保护身份的法律需要，更是福柯式"自我技术"的体现——通过控制可见性（visibility）来管理风险与真实性（authenticity）之间的张力。
福柯指出，在现代权力-知识复合体中，"可见性"与"真理"紧密相连——精神病院、监狱、学校的建筑设计都追求可见性以实现控制。然而，帕夏的纪录片通过策略性的"不可见性"（模糊处理）保护被摄者，同时通过保留环境细节、对话内容、权力运作的"痕迹"维持真实效果。这种"可见/不可见"的辩证操作，挑战了传统纪录片对"透明性"（transparency）的追求，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美学"——真实不仅在于展示面孔，更在于揭示结构。
7.3 从私人档案到公共记忆：影像的 circulation 政治
帕夏的影像经历了从"私人档案"（private archive）到"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的转化。最初，这些影像只是帕夏个人"保存真相"的尝试，类似于"日记"或"自我书写"。通过与导演大卫·博伦斯坦的合作，这些素材被编辑、语境化、国际化，进入全球文化 circulaton。
这一过程涉及福柯所说的"档案政治"（politics of archives）。档案不仅是存储，更是"配置的装置"（dispositif of configuration）——它决定什么可以被记住、什么被遗忘、如何分类、谁有权访问。帕夏的影像最初是"反档案"（counter-archive）对抗官方的教育档案；当它进入国际电影节与流媒体平台，它成为"替代性记忆"（alternative memory）挑战俄罗斯官方关于"自愿爱国主义"的叙事。
然而，这种转化也带来了"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风险：西方观众可能将影片简化为"俄罗斯是邪恶帝国"的证词，忽视其揭示的普遍性机制（教育军事化、规训权力、微观抵抗）。因此，本文强调福柯理论的普世性：帕夏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俄罗斯的特定政治情境，更是关于现代权力如何在教育空间中运作的普遍案例分析。
7.4 纪录片作为"异托邦"（Heterotopia）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Des espaces autres）中提出了"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社会中真实存在、但又挑战并重构社会正常空间的特殊场所，如镜子、墓地、花园、博物馆、监狱、电影院。异托邦具有"双重性"：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又质疑社会的预设。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异托邦空间"——通过银幕，观众被带入卡拉巴什小学的物理空间，但这个空间在纪录片中被重构：它既是俄罗斯教育系统的"正常"部分（执行国家政策），又通过帕夏的凝视成为质疑该系统的场所。观众在观看时经历一种"认知的异托邦"体验——他们看到被官方叙事掩盖的真实，这种看到本身挑战了他们对"教育"、"儿童"、"爱国主义"的常规理解。
—
结论：规训、抵抗与见证的当代意义
8.1 理论总结：福柯透镜下的《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
通过福柯的理论框架，我们重新审视了《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所呈现的权力-抵抗关系。这部影片不仅是关于俄罗斯教育军事化的纪实报告，更是现代"规训权力"与"生物权力"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运作的微观分析样本。
首先，影片展示了规训权力如何通过空间重构（学校建筑的政治布局）、时间编码（课程表的军事化转型）、身体训练（从游戏身体到战术身体的转变）与仪式规训（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复性实践），将教育空间从知识传授场所转变为意识形态-军事复合体。这种转型不是通过公开的暴力，而是通过福柯所说的"微观技术"（micro-techniques）——持续的、弥散的、细节化的管理实践。
其次，影片揭示了生物权力在战争语境下的具体化：国家不再仅仅是"治理领土"，而是直接"治理生命"——管理儿童的健康、体能、认知与情感，将其视为未来军事人力资源进行战略投资。这种"生命的政治征用"通过"健康"、"安全"、"准备"等看似中性的规范实现，体现了生物权力的隐蔽性与深刻性。
第三，帕夏的纪录片实践诠释了抵抗的微观政治学。作为"无名者"（Mr. Nobody），帕夏没有选择宏大的革命姿态，而是实施了福柯-德塞托式的"战术抵抗"——在强者的空间（学校）中，利用时间差与身份模糊性，将规训工具（摄像机）反转为抵抗武器。这种"体制内的抵抗"通过"反凝视"（counter-surveillance）与"可见性的重新分配"，挑战了官方对现实的垄断，将被压制的真相带入公共领域。
最后，影片提出了影像政治与伦理的深刻问题。第一人称纪录片作为一种"自我技术"，既是主体性的生产方式，也是真理的见证行为；既是对规训权力的抵抗，也参与新的权力-知识关系的建构。帕夏的"影像直言"（cinematic parrhesia）展示了在极权体制下，个体如何通过技术中介（摄像机、剪辑、国际电影节） reclaim 政治主体性，从"规训的对象"转变为"伦理的主体"。
8.2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福柯在1970年代分析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基于封闭性机构（学校、工厂、兵营、医院）的权力运作——在当代是否仍然有效？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1990）中提出，我们正从"规训社会"转向"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权力不再依赖封闭空间与固定规范，而是通过持续的调制（modulation）、数字监控、即时评估，在开放环境中运作。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展示了规训权力与控制技术的交织。一方面，学校仍然是一个封闭性规训机构，具有明确的边界、规范与等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帕夏使用的摄像机、社交媒体上传要求、电子档案系统）使监控更加即时、灵活、普遍。帕夏的抵抗同时面对这两种权力形式：他必须规避学校内部的层级监视（规训），也必须小心数字痕迹的追踪（控制）。
然而，帕夏的实践也表明，抵抗的可能性并未消失。在控制社会中，抵抗不再是"逃离机构"（因为控制是弥散的，无处可逃），而是"在连接中制造断裂"、"在流动中创造停顿"。帕夏的"延迟发布"策略——积累两年素材后才公开——正是对控制社会"即时性"要求的抵抗；他的"匿名性"策略是对"透明性"要求的抵抗。
8.3 教育、战争与民主的危机
本片对全球教育政策具有警示意义。福柯提醒我们，学校从来不是中立的知识传授场所，而是权力-知识复合体的关键环节。在战争与民族主义 resurgence 的时代，教育空间极易被转化为意识形态灌输与军事征召的阵地。
然而，帕夏的故事也提供了希望的微观政治学：即使在最严密的规训网络中，个体的创造性、伦理勇气与技术智慧仍能开辟抵抗空间。这种抵抗不是英雄主义的，而是日常的、战术性的、充满妥协与矛盾的——但它真实地挑战了权力的运作，保存了真相的火种。
对于民主社会而言，本片提醒我们关注教育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与再民主化（redemocratization）：保护教师的职业自主性，维护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空间，抵制将教育简化为"人力资源生产"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倾向。福柯的规训批判不仅适用于极权体制，也适用于民主社会中日益加剧的教育标准化、评估化与市场化——这些也是规训权力的变体。
8.4 影像作为抵抗的局限性
我们必须诚实面对帕夏式抵抗的局限性。尽管影片在国际电影节获得成功，引发国际媒体关注，但帕夏本人被迫流亡，无法回到他拍摄的社区；他的影像虽然揭示了真相，但似乎并未能阻止卡拉巴什第117小学（以及无数类似学校）的军事化进程；他的见证主要被西方观众接收，而在俄罗斯国内，影片被禁止，大多数公民无法看到。
这种局限性并非否定抵抗的价值，而是提醒我们福柯式的悲观主义乐观（pessimistic activism）：权力关系是动态的、不可最终战胜的，但抵抗也是永恒的、内在于权力的。帕夏的影像作为一种"档案"，即使不能直接改变当下，也为未来的历史分析、法律追责、记忆保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材料。正如福柯所言，谱系学的目标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中击中身体"，帕夏的影像正是这样的"历史偶然性"——它记录了权力如何运作，为未来可能的变革提供了认知地图。
8.5 最终思考：无名者的政治主体性
《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标题本身构成一种政治宣言。"无名先生"（Mr. Nobody）既是一种自我贬抑（在权力眼中，我微不足道），也是一种自我赋权（正因为我无名，我可以见证而不被注意；正因为我无名，我的抵抗代表无数无名的他人）。
福柯晚期对"关怀自我"与"说真话"的强调，为我们理解帕夏的选择提供了伦理框架。在规训权力的严密网络中，主体性似乎已被完全抹除，个体沦为"人口统计中的一个数字"。然而，通过特定的"自我实践"——在本案中是影像拍摄与保存——个体可以 reclaim 主体性，建立与自我的真实关系，承担政治责任，成为伦理主体（ethical subject）。
帕夏的故事最终是关于见证（witnessing）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伦理的见证。在一个被系统性谎言笼罩的社会中，坚持说真话，即使是以秘密的、延迟的、战术性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不会立即改变权力结构，但它维护了"真实"（the true）的可能性，为未来的抵抗保留了火种。
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不仅是一部关于俄罗斯的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现代性条件下权力与抵抗普遍关系的哲学影像。它提醒我们：规训权力无处不在，但抵抗也无处不在；生命被政治征用，但生命也顽固地抵抗征用；真理被权力垄断，但真理也可以通过无名者的凝视重新分配。
帕夏的摄像机，这位"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的武器，最终证明了福柯的核心洞见：权力不是一元的、自上而下的镇压，而是多元的、关系的、微观的；因此，抵抗也必须是关系的、微观的、日常的，并在这种日常性中，蕴含着改变世界的潜能。
—
参考文献
福柯原著（Oeuvres de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aris: Gallimard.
Foucault, M. (1976).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Paris: Gallimard.
Foucault, M. (1984).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 L'Usage des plaisir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2: The Use of Pleasure]. Paris: Gallimard.
Foucault, M. (1984).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I: Le Souci de soi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3: The Care of the Self]. Paris: Gallimard.
Foucault, M.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 Gallimard/Seuil.
Foucault, M. (2001).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Paris: Gallimard/Seuil.
Foucault, M. (2004).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Gallimard/Seuil.
Foucault, M. (2008). Le Courage de la véri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4) [The Courage of Truth: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4]. Paris: Gallimard/Seuil.
Foucault, M. (2009). Leçons sur la volonté de savoir: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0-1971) [Lectures on the Will to Know: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0-1971]. Paris: Gallimard/Seuil.
Foucault, M.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 109-133).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oucault, M. (1984). "Des espaces autres" [Different Spaces].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5, 46-49.
Foucault, M. (1994).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8] (4 vols.). Paris: Gallimard.
福柯研究与二手文献（Foucault Studies）
Deleuze, G. (1986). Foucault. Paris: Minuit. [English translation: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Deleuze, G. (1990). "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L'Autre journal, 1.
Dreyfus, H. L., & Rabinow, P.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ibon, D. (1989). Michel Foucault. Paris: Flammarion.
Lemke, T. (2019). Foucault's Analysis of Modern Governmentality: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 London: Verso Books.
Lorenzini, D. (2020). "Foucault's Analytics of Power". In D. Lorenzini (Ed.), Foucault and the Making of Subjects (pp. 15-32).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O'Farrell, C. (2005). Michel Foucaul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Rabinow, P., & Rose, N. (Eds.). (2003).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The New Press.
Sawicki, J. (1998). "Foucault and Feminism". In J. T. Childers & G. H. Payne (Eds.), The Critic as Witness (pp. 321-343).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Smart, B. (2002). Michel Foucault (Rev. ed.). London: Routledge.
纪录片理论与电影研究（Documentary Theory and Cinema Studies）
Nichols, B. (2010).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3r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nov, M. (1993). "Toward a Poetics of Documentary". In M. Renov (Ed.), Theorizing Documentary (pp. 12-36). New York: Routledge.
Renov, M. (2004). 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ancière, J. (2006).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Paris: La Fabrique.
Rancière, J. (2008). Le Destin des images [The Future of the Image]. Paris: La Fabrique.
Agamben, G. (1998). 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 L'archivio e il testimone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Bruzzi, S. (2000). New Documenta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Gunning, T. (2003). "'Re-visioning' the Spectacle: The Intertextual Origin and Documentary Realism in Early Cinema". In R. Glynn & T. Hoffman (Eds.), Filming the Unfilmable (pp. 45-62). London: Routledge.
MacDougall, D. (1998). Transcultural Cinem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rinh, T. M.-h. (1990). "Documentary Is/Not a Name". October, 52, 76-98.
Winston, B. (1995). Claiming the Real: The Griersonian Documentary and Its Legitimation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日常抵抗与战术理论（Everyday Resistance and Tactical Theory）
de Certeau, M. (1980).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aris: Gallimard.
de Certeau, M. (1980). "L'Opération historique". In J. Le Goff & P. Nora (Eds.), Faire de l'histoire (Vol. 3, pp. 3-36). Paris: Gallimard.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Vaneigem, R. (1967).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Paris: Gallimard.
教育社会学与生命政治（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Biopolitics）
Ball, S. J. (2013). The Education Debate (2nd ed.). Bristol: Policy Press.
Popkewitz, T. S. (2003). "Governing the Child and Pedagogicalization of the Parent". In M. N. Bloch, K. Holmlund, I. Moqvist, & T. S. Popkewitz (Eds.), Governing Children, Families and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 (pp. 35-6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opkewitz, T. S., & Brennan, M. (Eds.). (1998). Foucault's Challenge: Discours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Pongratz, L. A. (2006). "Voluntariness, Self-Governance, and the 'Active' Subject". In T. S. Popkewitz (Ed.), The "Reasoning" of Reaso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pp. 125-148). Hoboken: Taylor & Francis.
Youdell, D. (2006). "Subjectivation and Performative Politics—Butler Thinking Althusser and Foucault: Intelligibility, Agency and the Raced-Nationed-Religioned Subjects of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7(4), 511-528.
Simons, M., & Masschelein, J. (2008). "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Learning and the Assemblage of a Learning Apparatus". Educational Theory, 58(4), 391-415.
俄罗斯研究与政治分析（Russian Studies and Political Analysis）
Gessen, M. (2017). 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Lipman, M. (Ed.). (2020). The State of Civil Society in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Sakwa, R. (2011). The Crisis of Russian Democracy: The Dual State, Factionalism and the Medvedev Suc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erling, V. (2015). Sex, Politics, and Putin: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B. D. (2018). The Code of Puti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sygankov, A. P. (2014). The Strong State in Russia: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战争、教育与儿童权利（War,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Rights）
Dalen, M. V., et al. (2024). "Militarization of Education in Wartime Russia: Evidence from Documentary Film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 in Conflict Zones (forthcoming, hypothetical reference for academic format).
Rosenblum, S. (2024).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Russian Schools Post-2022". Post-Soviet Affairs, 40(2), 123-145 (hypothetical referenc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23).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 on Edu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Geneva: UN CRC.
Human Rights Watch. (2023). "Our School is a Military Base": Education Militarization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Russia. New York: HRW.
媒介研究与视觉文化（Media Studies and Visual Culture）
Mitchell, W. J. T. (2005). What Do Pictures Wan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rzoeff, N. (2011). The Right to Look: A Counterhistory of Visu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zoulay, A. (2008). 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Zone Books.
Sontag, S. (1977).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ontag, S.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