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对枪支的讨论出乎意料的深刻而详尽，以至于在电影来到10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讨论枪支问题才是那盘醋，套在外面的爱情故事，婚姻话题仅仅是为醋包的饺子。若非如此，讨论怎会如此层层递进。
影院里看的时候，足够快的节奏和称得上好笑的包袱让我没来得及思考，待第二天缓过神来，整理了一下线索，觉着蛮有意思的，所以来把洋葱剥开给大家看看。
第一层问题，爱玛到底从哪来的这样的想法？15岁的女生到底为什么想要进行一场校园枪击？
第二层问题，社会到底要负多大的责任？或者更直白一些，社会到底做错了什么？
第三层问题，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做这样的事情间有多大的距离？
人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想法，最显而易见的思路是个人性格加上社会塑造。那一个人的性格由什么决定呢？又是先天加上后天塑造。女主爱玛是个怎样的人呢？尽量丢掉社会塑造的因素，把它留给下一个环节，这里只去讨论相对而言更属于“天生”程度的性格。第一条线索是女主和女性朋友们在咖啡馆聊天，讲到男主是自己第一个crush，朋友们震惊怎么会在这个年纪才有第一个crush，女主给出的答案是，自己曾经很丑。近乎伏笔，来到了女主的学生时代，感觉被隔离在人群外的女主实际上遭遇了什么呢？当她与同学撞到一起时，同学实际上说了道歉，但女主却脑补成了同学在骂自己。在坦白局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查理给爱玛带咖啡回来，查理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女主脑补查理决定取消婚礼飞回伦敦。在婚礼上，女主以为Misha在和别人讲自己高中时的事情，质问Misha，得到的却是Misha之后对自己坦白和男主差点发生关系。
这些线索拼凑出来了，无论女主在小的时候还是现在，无论对自己的评价高低，都会无法控制地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敌意，会把事情想得比较坏。再加上一些马路吵架的细节，虽然这里面包含了一些查理视角的放大，但我们按最严重的程度来假设，为女主加一点脾气暴躁的元素。
但，那又能如何？
这种程度的性格并不难理解，并不罕见，甚至堪称普通，这种程度的灾难思维离想要筹划一起校园枪击还有很远的距离。
除非假设女主是变态是神经病，否则在纯粹的性格因素中找不到解释的密码，倘若不想放弃这段关系，便不能做这样的假设，所以只能继续在社会中寻找因素，即便这点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借口”。当查理与瑞秋在瑞秋的办公室里谈话时，瑞秋以轻蔑地语气说“又赖社会”，潜台词是在之前早已发生过的无数起校园枪击案中，总有人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犯人的行为，而她不认可，在她的立场上，犯罪分子罪大恶极，任何解释与分析都是在合理化犯人的行为，都是在弱化犯人的可恶程度。
可是社会什么都没做错么？
查理在自己报刊信件中发现了一本枪支主题的性感写真。
还记得爱玛第一次回答为什么会产生策划一场校园枪击案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一个词，美学。
她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审美因素，她说她像是在扮演某种角色。无论信不信，那本写真的存在至少说明了，确有围绕枪支发展出来的美学。学生时代的爱玛走在校园里听着说唱音乐，她开始接触枪，抱着枪干的最多的是自拍，录听起来很拽的视频。说唱是如此轻易而频繁的提及枪支，而有关枪的意向在流行文化中又被轻巧地塑造得很酷。以至于人们快忘了这是一件危险的，致命的武器，奥巴马在一次提议禁枪的演讲中，特意把枪强调为致命的武器，正是因为这个本质属性反而被遗忘了。
查理的反应与爱玛形成了某种对照组，他是英国人，在伦敦长大，枪对于他而言并不是什么日常的东西，枪仍然是致命的武器，所以坦白夜过后查理一直在恐慌与说服自己之间徘徊，枪支的图像，shoot这个单词全都变成了会刺激到他的东西，甚至于带枪图案的马克杯都要丢掉。
拿枪的性感写真却见证了态度的变化，查理第一次见到这本杂志时恐慌而避讳，并质问Misha杂志怎么在这里，但第二次看到时却打开翻开了起来，甚至脑补了爱玛抱着枪身着内衣，以性感的姿势坐在床上。爱玛之前给出的解释是真诚的，但查理却get不到，生活的背景差异太大了，他宁肯反复确认爱玛是不是被儿时邻居的死亡吓到过，这样的“起源故事”更符合他的认知。可是一本写真集却无形中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他的态度，
美化与性化降低人们的恐惧，提高了接受度，而打造成酷炫的标志则让人想要追求。枪不是第一个被这套流程重塑的存在，这之前有尼古丁，它是什么呢，以致命之物相称也不夸张。
一个称得上普通的有着灾难思维的青春期少女离想要策划一起校园枪击案到底有多远？本来足够远的距离被枪支的无害化与日常化的程度拉近了。但是念头终究是念头，念头离行动有多远也是重要的问题。
影片中的瑞秋代表了一类态度，认为有念头和做了近乎没有区别，同样可恶应该被惩罚，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惩罚者的角色。而在与瑞秋的对峙中，查理则抛出了另一种态度，校园枪击案作为可恶程度为10000000的恶性事件，但毕竟没落实，所以远没有实打实发生的霸凌轻微智障的邻居恶劣，即便这件事情的可恶程度或许为1000。可为什么持有这样观点的查理仍然会害怕爱玛呢？
当查理把这个事件包装成一道问题抛给Misha时，不知上下文的Misha问出了简单到有些傻气，但实则旁观者清的问题，“这个枪击案最后为什么没做成？”是出现什么意外恰好阻止了这件事么？
于是在同样的没有做间也有了区别，是因为学校组织了反思教育，同学们自发成立反枪联盟，并且这个联盟接纳了这个有危险想法的人，让她决定丢掉自己的枪；还是仅仅在去开枪的路上，车坏了/脚崴了/火车晚点了等等不可控制的外在的巧合的因素阻挡了此事。
这样的区别决定的是这个人主观意愿上有多大的改变，说得更加直白而具体，这关系到这个人现在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人，一个普通人需要远离，不应该生活在其身侧的人。
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
短暂脱离电影，在推进一下第二种情况，如果这个人已经抱着枪作者公交车在去往学校，打算进行一场屠杀，结果公交车抛锚，坏在半路，一鼓作气，再而衰，潜在的凶手就差了这一口气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这个人的行为不是那种规划很好，很坚定，一定要执行的，而更多的是一时的怒火压过了一切，无法理智思考，没有second thought的时间，而公交抛锚强行拖换进程，给出second thought的时间。
那么重点在哪里？在电影中或多或少指出过数次的问题，枪就在手边，太易得了，产生这样的想法与获得最核心的武器间的流程太顺畅，给不出second thought的时间，获得枪本应该是最麻烦的环节。
人们该对爱玛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罪大恶极的想法的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问题太难搞了，于是在结尾处故事重新变会爱情故事，一类人与一群人间的故事模型重新回到了一个人对一个人，二人以普通人vs有过犯罪想法的人的身份发生矛盾，最后又以爱玛和查理，的身份和解。问题全都抛出来了，思考留给观众，最后收起醋，重新摆好饺子。